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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年间走向巅峰

文章作者:网站首页 上传时间:2019-11-03

在危机中崛起

据说,洪武时期的大臣在每天早朝前,一定要与妻子诀别,安排好后事,犹如上法场一般,意谓此去凶多吉少。下朝后阖家欢悦,庆贺又活过一天,真是“度日如年”。有经验的大臣都知道,上朝时将玉带高抬在胸前,即表示心境平和,不会轻开杀戒。如果将玉带按于腹下,肯定怒火中烧,当朝必有不少人难逃杀身之祸。大明帝国就在这种危机中开始崛起。

1.靖难之役

明太祖是农家出身的,对农民生活多少有点了解。他即位以后,也注意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他告诫地方官员说:“现在天下刚刚安定,百姓财力困乏,好像初飞的鸟,不能拔它的毛;新种的树,不能摇它的根。”他要官员们廉洁守法,不能贪赃枉法,加重人民负担。以后,他又招集流亡农民,开垦荒地,免除三年的劳役和赋税;要各地驻军屯田垦荒,做到粮食自给。他还兴修水利,奖励植棉种麻。所以,明朝初年的农业生产有了很明显的发展。新建立的明王朝统治也巩固下来。为进一步巩固统冶和防范北元势力,他于洪武三年、十一年、二十四年先后三次把自己的二十几个儿子封为亲王并陆续派置到全国各地。 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非常高。朝廷大员、地方官员遇见,均需伏地拜谒,不敢失礼。同时,每个王府都设有护卫亲军,人数少者3000人,多者达万人。尤其是驻守北部边疆的各位王爷,因负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任务,地位尤高。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王,平日训将练兵,战时可以直接指挥驻地部队。燕王、宁王朱权曾多次受命带兵出塞征战,负责筑城、屯田等事,军中大将均受其节制,除军国大事需上报朝廷外,小事可以自己临机处置。至洪武末年,朱棣已有重兵十万;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蒙古兀良哈三卫骑兵皆归其统辖,势力急剧膨胀。 洪武二十五年,皇储朱标病故,年仅38岁,史称“懿文太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朱元璋并没有在其他儿子中选拔储君,而是立朱标之子为皇太孙。 朱允和朱标一样,性情十分柔弱。据说有一次朱元璋和众皇子皇孙一道游园,明太祖见微风吹动辇驾骏马的尾巴,心中一动,脱口吟出一个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让儿孙们应对,朱允蚊对的下联是“雨打羊毛一片毡”。明太祖一听不禁暗自皱紧了眉毛,脸色一沉,旁边的朱棣说道:“儿臣也有一下联。”明太祖叫他说来听听。朱棣说道:“日照龙鳞万点金。”明太祖一听,觉得朱棣的下联不仅工整,而且符合帝王之家的气魄,不由得大为赞赏。 朱允虽然年幼软弱,但并非昏庸无能,其实他对局面的认识相当清醒。一天,朱元璋得意地握住朱允的手,笑着说:“我已把可能威胁你帝位的大臣们都杀了,而且你的叔叔们也在四方给你戍边(明初采用的是分封制,朱元璋的儿子在各地封王),一旦有什么叛乱,他们就会勤王的,大明江山永固,你的皇位高枕无忧了。”朱允反问道:“如果叔叔们造反,那该怎么办呢?”朱元璋顿时语塞,只好反问道:“你看怎么办呢?”朱允说:“以德怀之,以礼制之。”意思就是说要用君主的厚待和仁德来安抚,用礼法来对他们加以约束。朱元璋这才比较放心。 公元1398年,明太祖死去,皇太孙朱允即位,这就是明惠帝,历史上又叫建文帝。当时京城里就听到谣传,说几位藩王正在互相串联,准备谋反。建文帝听了这消息害怕起来,把黄子澄找来说:“先生可记得那次在东角门说的话吗?”黄子澄说:“陛下放心,我怎么会忘记呢!”黄子澄退出宫门,就找建文帝另一个亲信大臣齐泰一起商量。齐泰认为诸王之中,燕王兵力最强,野心又大,应该首先削除燕王的权力。黄子澄不赞成这个做法,他认为燕王早有准备,先从他下手,容易,不如先向燕王周围的藩王下手。周王朱校是燕王的弟弟,他的封地在开封。如果先把周王除掉,就好比砍掉燕王的翅膀,下一步再除掉燕王就不难了。两人商量停当,就向建文帝回奏。建文帝听了很高兴,就找个理由派兵到河南把周王朱校抓起来押到南京,削去王位,充军到云南。接着,又查出三个藩王有不法行为,把他们一个个削去王位。 燕王早就暗中练兵,准备谋反。为了麻痹建文帝,他假装发了精神病,成天胡言乱语,有时候还躺在地上,几天不起来。建文帝派使臣去探病,那时候正是大热天,燕王却坐在火炉边烤火,嘴里还不停地叫冷。使臣一回报,建文帝也相信燕王真的病了。但是齐泰、黄子澄却怀疑燕王装病,他们一面派人到北平把燕王的家属抓起来,一面又秘密命令北平都指挥使张信带兵逮捕燕王,还约定燕王府的一些官员当内应。不料张信是站在燕王一边的,反向燕王告密。燕王得到消息,就把王府里充当建文帝内应的官员全抓起来,宣布起兵。燕王是个精明人,知道建文帝毕竟是法定的皇帝,公开反叛,对自己不利,就找个起兵的理由,说要帮助建文帝除掉奸臣黄子澄、齐泰。“靖难之变”由此开始。 燕王本来有带兵打仗的经验,手下有一支经过训练的精兵。他起兵南下,很快攻下了一些据点,许多州县的官员纷纷投降。建文帝害怕起来,撤了齐泰、黄子澄的职,想要燕王退兵。燕王哪肯罢休。打了三年,到了公元1402年,燕军在淮北遇到朝廷派出的南军的抵抗,打得十分激烈。有些燕军将领主张暂时撤兵,燕王说:“这次进军,只能进,不能退!” 没多久,燕军截断南军运粮的通道,发起突然袭击。南军就一败涂地了。燕军,进兵到应天城下。建文帝见形势紧急,一面要将士拼死守城,一面派人向燕王求和,愿意割让土地,请求燕王退兵,又遭到燕王的拒绝。过了几天,守卫京城的大将李景隆打开城门投降,京城终于被燕军攻破。燕王带兵进城,只见皇宫大火熊熊,正在燃烧。燕王赶快派兵把大火扑灭,已经烧死了不少人。他查问建文帝的下落,有人报告说,燕兵进城之前,建文帝下命令放火烧宫,建文帝和皇后都跳到大火里自杀了。燕王朱棣即位,这就是明成祖。到了公元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

2.七下西洋

“靖难之役”之后,朱棣终于成为了明朝第三位皇帝。最初几年,全国局势严峻,人心不稳。朱棣以他独特的政治手腕,以镇压和怀柔双管齐下的政策,在严厉打击怀有反抗之心的前朝大臣的同时,也对跟随他“靖难”夺位中立下功劳的文臣武将,给予充分的优待,追封战死的将士。对能真心归附的前朝大臣,也都给予量才施用。当然朱棣很清楚自己是藩王起兵夺取皇权,深知藩王拥兵过重对中央的威胁。最初,他为稳定局势,还是恢复了周、齐、代、岷四位亲王的封号,但很快又找了些借口,逼他们把兵权上交。 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并能更加有效地抵御外寇入侵。朱棣深思熟虑后,决定迁都北平。北平是朱棣发家的地方,势力根深蒂固,而且附近城市就屯有重兵。天子居中坐镇,内忧外患都不足为虑。 永乐四年,开始修建北京宫殿,改造北平城。至永乐十九年春,正式迁都。首都南京为留都,并称南北两直隶。成祖在位期间政通人和,社会得到了很大发展,国力强盛,“北虏”蒙古势力已被驱逐出关外;“南倭”在明军的打击下不敢再贸然进犯,集权统治已十分牢固。明成祖要向异域展示国家的富强,军队的强大,恢复海外各国的朝贡往来,重塑“天朝大国”的地位。 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派下西洋。开创了中国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 伴随郑和出使的随员有2.7万余人,除了水手、官兵之外,还有采办、工匠、医生和翻译等等。海船的性能、装备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船队中的大船舶名为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就是普通的船长度也有37丈,宽15丈。其船队规模之大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1492年,哥伦布首次进行远洋航行,其船队仅有3艘船和90名水手。 郑和率领船队,携带国书和大量金银、绸缎、瓷器等物品,从苏州刘家港启航,在福建五虎门集结操练,待到入冬,东北季风盛行的时候,船队拔锚扬帆,第一站到达占城,揭开了七下西洋的序幕。 明朝时以婆罗洲为界,将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及印度和非洲东海岸的广大地域概称为“西洋”,以东称“东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当时所称的“西洋”范围,即东南亚各国,故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每到一国,都会和当地君主会见,宣读明成祖的诏书,赠送冠服和珍贵的礼物,并赐给国王诰命银印,向这些国家表达明朝愿意与之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招徕各国向明王朝称臣纳贡,与这些国家建立起上邦大国与藩属之国的关系。同时,郑和船队也与当地进行贸易活动,以中国的手工业品交换各国的土特产品。 当然,郑和七下西洋,所到之处并非都是友好的欢迎,也会有纠纷,有战斗,但都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在近30年间,郑和碰到过三次战役:一次是擒获盘踞在苏门答剌半岛的陈祖义海盗集团,一次是帮助苏门答刺平灭叛乱,一次是锡兰山国王企图抢劫郑和的船队。 永乐年间,在郑和下西洋的带动下,明朝的外交关系迅速发展。通过郑和的船队,更多的国家了解了中国,了解厂明朝国势之强盛,物产之丰富,纷纷派遣使臣回访,表示愿意实现双方的友好交往。有的国家的君主还携妻带子亲赴中国访问。许多多年不与中国来往的东南亚国家,甚至一些从未与中国有过交往的东非国家都与明朝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明成祖看来,郑和下西洋最大的外交成果就是“远人来贡,百王来朝”。 郑和下西洋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有助于调解东南亚各国的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维护周边的稳定,提高了明朝的威望。活跃而频繁的朝贡往来,客观上带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绸、瓷器早就闻名海外,南亚各国都想和中国发展贸易,只是由于明初一直实行海禁政策而没能实现。郑和的到来,主动带给各国发展贸易的机会,自然令各国趋之若鹜,纷纷响应。在与各国的文化交往中,郑和及随行人员马欢、费信、巩珍 等记录各国风土人情,特别是带回了当时人称“麒麟”的长颈鹿、斑马、鸵鸟等珍禽异兽,令国人大开眼界。 此外,在科技上,郑和下西洋,开辟了新的航海路线,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通过大量的海洋勘测实践绘制而成的《郑和航海图》,是郑和海洋考察活动的标志,比世界公认的最早的英国“挑战者”号海洋调查活动早了400多年。 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朱棣死后,仁宗和宣宗先后登基。他们和朝中保守的大臣们一样,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收效不大;打破海禁,有伤体统,辱没了文化传统和风范。于是重新执行“海禁”政策,“罢宝船弊政”。 宣德六年,郑和以死谏要求出海,得到了宣宗的批准。作为明王朝开放政策的余波,郑和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动,不过规模已大不如前。有说法认为,宣德八年,就在这次航海的归途中,一代航海家在他热爱的大海上离开了人世。也有记载郑和于宣德十年病卒于南京。 轰轰烈烈、名噪一时的下西洋壮举终于落下了帷幕,明朝刚刚开启的大门又紧紧地关闭了,随着海禁政策的实行,中原大地进入了漫长的闭门自守的岁月。

3.仁宣之治

洪武、永乐时代是明王朝的创业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大明帝国内政、国防逐步发展,至永乐末期而达顶点。洪熙、宣德时期承洪武、永乐之余绪,政局稳定,国力进一步增长,但政策导向已有明显变化。对内,政策上由严急趋向平缓,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对外则由不间断的军事进攻转为守土保境,国力稍稍舒缓。加上仁宗、宣宗锐意求治,与民休息,因而当时出现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蒸蒸有治平之象” 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 明成祖朱棣尚武,一生御驾亲征无数。终于在永乐二十二年,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太子朱高炽即帝位,改年号洪熙,是为明仁宗。朱高炽,明成祖的长子,生于洪武十一年,生母是之女徐皇后。洪武时期,朱高炽就立为燕王世子,皇祖朱元璋很欣赏他的儒雅与仁爱。朱高炽身材肥胖,走路十分吃力,只能靠两个内侍搀扶着行动,行动慢慢吞吞,跌跌撞撞。对于生性好武的明成祖来说,相比这个以宽厚仁孝出名的长子,还是觉得次子朱高煦和自己相像。但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却文武双全,最得明成祖朱棣喜爱。加上长子继业的传统,所以最终还是朱高炽成为太子,永乐九年再立14岁的朱瞻基为皇太孙,表明了明成祖要把皇位传于朱高炽的决心。 洪熙元年,仁宗皇帝病发猝死,终年47岁,尽管明仁宗在位不到一年,但他对大明江山的贡献毋庸置疑。明成祖初期热衷于军事,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征,朱高炽掌管朝中政务,使自己的政策得到很好推行,已经为“仁宣之治”打下了良好基础。在仁宗驾崩时,当时太子朱瞻基还在南京,皇叔朱高煦打算在朱瞻基奔丧的时候半路截杀,然后自立为帝。但朱瞻基在父亲病重后立即口夜兼程赶到了北京,赢得了先机。当时朱高煦没有料到朱瞻基会来的如此之早,还没有将埋伏设好。 宣宗即位之后,着手扶植自己的军事力量,准备抵御外藩的挑战。皇叔朱高煦当初在靖难之役战功赫赫,始终没放弃武力夺权的野心。现在仁宗病逝,新皇即位,政局未稳,正是天赐良机。于是他像父亲朱棣一样扯起了“清君侧”的大旗,举兵谋反。 早有防范的宣宗皇帝御驾亲征,声势压倒了叛军,而且朱高煦势力已被暗中瓦解,事先相约共同起兵的几路人马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就平息了叛军,大势已去的朱高煦弃城投降。宣宗展现了仁厚的一面,没杀皇叔朱高煦,仅仅将他软禁了起来。 明宣宗政治开明,任人唯贤,一时间人才济济。朝中文有“三杨”、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周忱这样可以信赖的官员。再加上爷爷和父亲之前打下的良好基础,使得当时政通人和,百姓,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又一盛世——“仁宣之治”。 仁、宣时期的政治较为安定。虽然有汉王朱高煦的叛乱,但很快平定,也没有因此而广加株连。这个时期没有压倒一切的内部和外部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 重大政策方面的争论。政制和政策得到了及时调整,政府能够卓有成效地工作。在安定清明的政治下,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仁、宣时期是明朝历史上第二个社会经济的恢复期,既缓解了永乐时的困境,又为中期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4.土木之变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专门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他怕外面的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渐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这一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 有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蔚州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王振当上司礼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味追求玩乐,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朝廷大员谁敢得罪王振,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王公贵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父”。王振的权力可算顶了天了。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强大起来。公元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就下令减其马价,想从中捞取好处,结果导致双方失和。其实瓦剌名为进贡,主要还是侦察,探听明廷的虚实。太师也先还曾提过与明廷皇室通婚,出于敷衍的目的,王振也私下擅自答应,而朝廷根本不同意,回复瓦剌的诏书中没有允许通婚的意思,瓦剌觉得受到了愚弄,双方仇怨加深。 王振见瓦刺不肯就范,就取消了赏赐,瓦刺便以此为名发动对明朝的战争。明英宗年少,不知天高地厚,想御驾亲征。王振本人也曾经是进士出身,也想名留青史,于是就力劝皇帝御驾亲征。21岁的英宗对军事和王振一样,对战争只有浪漫的想法,希望能有机会成就二祖那样的事业。当时明朝的主力部队都在外作战,根本无法调回,朝中大臣们都力劝英宗不要亲征,但英宗根本听不进去,而且王振又大权独揽,根本不理会朝臣的意见。于是从北平附近东拼西凑了50万大军,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七日,英宗偕王振统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当时天降大雨,关于出师不祥的谣言四起,军心涣散,加之粮饷接济不上,士兵饥寒交迫,一路皆有饿死者,士气非常低落。前方战败的消息不断传来,毫无作战经验的王振不知所措。只见被瓦刺杀害的明军尸横遍野,英宗和王振开始害怕起来,下令撤军。王振是蔚州人,离大军驻扎的大同不远,于是王振请求英宗给他衣锦还乡的机会,让大军绕道蔚州撤退。尽管王振的提议立即遭到所有人的反对,认为这样会耽误撤退的时机,但是有英宗做后台的王振根本就肆无忌惮,于是大军退向蔚州方向。这时王振突然变卦,原因是担心大军经过会踩坏家乡的庄稼,那么自己反而背上骂名,于是又开始按原路撤军,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举动上。大军快撤到怀来时,由于补给跟不上,王振命令原地驻扎等待。 如果当时英宗能及时进驻怀来,瓦刺军也只能一筹莫展,但大军偏偏又在距离怀来城仅20里的土木堡停顿了一天一夜,最终被瓦刺军赶上并包围。明军的水源被切断了,困于死地。也先假意议和,趁明军防备松弛,发动总攻。蒙古铁骑冲破战阵掩杀过来,明军相互践踏,死者满山遍野,根本无力组织抵抗,很快就全军覆没。英国公张辅,尚书邝野、王佐,学士曹鼎、张益等人全部战死。王振本人及兄弟王林也战死于乱军之中。随从皇帝的大臣中,只有肖惟祯、杨善等几个人逃了出来。20余万大军全军覆没,大量器械、粮草等辎重被全部缴获,英宗被俘,这就是着名的土木堡之变。英宗就这样开始了一年的俘虏生活。

5.北京保卫战

英宗被俘、土木惨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众官一片恐慌,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皇太后和留守京城的郧王急召大臣朝议。翰林侍讲徐理竟公然主张逃跑,建议迁都南京。他的这一谬论当即遭到兵部左侍郎于谦的坚决反对,于谦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的支持。在于谦、王直、陈循以及商辂、王豌等坚决主战的激励下,朱祁钰和 皇太后决心抗战,并把战守重任托付给了于谦。 于谦受任后,立即和主战派官员一起,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来稳定局势,安定民心。 首先,调外省军队增援。土木之变中,京师精锐丧失殆尽,残兵不及十万,军心震恐, 上下无斗志。于谦于受事的第二天立即奏请朱祁钰调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 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的浙兵急赴京师守卫。同日,又命令 将通州漕粮全部移入京师。当时通州仓存粮百万石,因担心落入瓦剌手中,起初打算焚毁。后来,于谦接受了应天巡抚周忱的建议,征调顺天府大车五百辆运通州仓粮进京。各地军队陆续来到京师,粮食储备更加充足,京师人心渐趋安定。 其次,清洗王振同党势力。八月二十一日,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二十三日,朱祁钰登临午门代理朝政,右都御史陈镒等恸哭请族诛王振,王振私党马顺呵斥群臣退下。给事中王一跃而起,一把抓住马顺的头发,激愤地说:“你们这些奸党,论罪早就当诛,到今天还敢如此嚣张!”群臣随之一哄而上,立时把马顺击毙。并向邱王朱祁钰索要宦官毛贵、王长随,朱祁钰派人将二人从宫中轰出,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二人血溅廷陛,当场毙命。不一会,有人又把王振的侄子王山捆来,众争相唾骂,朝班大乱。朱祁钰见状欲起身离开,于谦分开众人上前拦住,请他当场宣谕说:“顺等罪当死。”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随后,朱祁钰又下令把王山捆送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论老小一律斩首。不久,王振党徒宦官郭敬、彭德清从大同逃归京师,也被抄家下狱。 内部隐患一除,于谦即进一步加强战备。八月二十四日,于谦推荐右都御史陈镒安抚畿内军民。同日,请封镇守宣府总兵杨洪为昌平伯,以表彰其护城之功。二十五日,升广东东莞县河泊所闸官罗通任兵部郎中守居庸关;派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荆关,封石亨为武清伯,总管京营兵马。二十八日,下令将南京军械兵器运往京师,以备作战之需。 为进一步稳定政局,有利对瓦剌的斗争,于谦等人以国家无主,太子幼弱为由,请太后立朱祁钰为帝。 九月六日,朱祁钰即皇帝位,是为明代宗,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 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和也先的气焰,于谦估计也先一定不会就此罢兵。所以,他一方面继续选派得力将领,增补关隘,加派援军,调整长城防守,另一方面又派遣御史白圭、编修杨鼎等15人,募兵畿内、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并招募民夫,更替沿河漕运官军,集中京师备用。同时,工部征集资财,命京内外军工厂昼夜加工,赶造攻战武器,以备作战之用。 十月,也先以英宗为人质,率军人紫荆关,过易州,到良乡,一路势不可当。十日,大军跨过芦沟桥,直抵北京城下,军队驻扎在于城门外。英宗被安置在德胜门外土城关。于谦在景帝的支持下,布署北京城防,调动诸将分领官军22万,布列于北京九门外。于谦亲自到城门上,决心和守城的将士们同生共死。于谦和石亨陈兵于德胜门外,以抵挡瓦剌军主力。身后城门关闭,以示背城死战。官兵们被于谦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士气振奋,斗志昂扬。 也先派出一万骑兵进攻德胜门,明军炮箭齐发,瓦剌军阵脚大乱,也先的弟弟也中炮身亡。乘敌人慌乱之际,明军冲入敌阵,杀得敌兵溃不成阵。也先慌忙回撤土城,明军紧追不放,城外居民见瓦剌兵败,也爬上屋顶,向敌人投掷砖石,以助军威。也先又转攻西直门,也没能得逞,只得退下来。继而率部向南转移,到彰义门土城时,又遭到石亨义子石彪的截击,也被杀退。 也先环攻不下,只好挟英宗拔营退兵,由良乡往西,出紫荆关而去。于谦又派出骑兵一路追击,在清风店、固安等地又多次击败了敌兵,沿途斩获颇多,夺回被掠的大批百姓和牲畜。十一月初八,北京城城门解禁,北京保卫战胜利结束。此后,于谦继续整顿防务,充实边关,严防也先。 于谦率领军民力战九门,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战争中,于谦将火器部队与步兵和骑兵部队结合起来,协同作战,有效地抗击了瓦剌军的进攻,创造出明代城市阵地防御作战的特殊战法。京城中军民齐心,同仇敌忾,也是大败瓦剌军、取得北京保卫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6.改革

明穆宗临终前,把自己年幼的儿子托付给高拱、张居正等几位大臣,希望他们好好辅佐朝政,教导小皇帝长大成人。其中最得明穆宗信赖的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原籍湖北江陵,自幼聪明伶俐,而且勤奋好学,是乡里远近闻名的神童,22岁时就高中进士。他在走上仕途之后,更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能力,处理事情无论大小都十分认真负责。富有才干的他很快就得到上司的赏识,因此他的官职一升再升,不到几年的时间, 就进入到了内阁做了大学士。 接受了穆宗遗命的高拱和张居正,都是朝中的权臣。明朝从太祖洪武皇帝起就废除了丞相,增设了内阁,在内阁大学士中选出一人作为首辅,全权负责,地位相当于丞相。当时的内阁首辅就是高拱,权力还在张居正之上。但高拱为人过于自大,做事喜欢独断专行。尽管张居正是一个有革除朝廷弊端大志的人,也非常受穆宗器重,但始终有高拱压在上面,使他难以有所作为,所以张居正始终隐而不发。 但张居正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小皇帝朱翊钧即位不久,人心不稳,高拱的独断专行就给他惹来了麻烦。原来高拱得罪了宫中太监冯保,而冯保是宫中最有权势的太监,皇帝年幼,还只能任人摆布,于是冯保联合对高拱早有意见的太后,罢免了高拱的官职,而张居正顺理成章当了内阁首辅。 张居正大权独揽以后,随即针对嘉隆以来的社会实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张居正大力精减机构,裁汰冗官。在用人上,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对贪官污吏则坚决惩处,毫不留情。经过这阵急风暴雨式的整顿,官吏“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朝廷政令“号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白中叶以后,由于一方面贵族、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却大量隐瞒实际数目,拒不纳税,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却产去税存,因而导致赋役负担严重不均,社会矛盾尖锐。同时,政府赋税征收日益困难,财政日益危机。为解决这一矛盾,张居正于六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完成。清丈结果比弘治时期多出300万顷,其中仅隐占田地即被查出80多万顷。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于万历九年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效果立竿见影,确实利国利民。老百姓都拥护这项新法令,张居正深得民心。短短几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就成倍增长,粮食也有了充分储备。皇帝和太后也更加信任张居正,这让张居正更能放开手脚,大胆进行自己的改革。 张居正紧接着就打算惩治腐败的问题。当时许多贪官不学无术,贪赃枉法,成为吞噬国 家根本的蛀虫。很快张居正就制定了“考成法”,就是对朝廷大小官员进行定期考试,不合格的官员就降职甚至罢官,合格的官员才能留任,成绩优秀者则给予奖励并且升职。 “考成法”实行以后,朝廷的用人制度得到改善。这样,很多尸位素餐的官吏不敢再混饭吃。百姓们更是拍手称快,他们以前经常受到昏庸官吏的压迫,而现在有了“考成法”,能为民办事的官吏越来越多,百姓怎能不高兴。很多有能力的官员更加努力工作,知道总有一天会被升职的。 接着张居正的眼光又瞄准了国防。明朝在嘉靖皇帝时,解决了南方倭寇骚扰的问题,但北方常有鞑靼骑兵的侵犯,给京城北方造成了很大威胁。张居正对此煞费苦心。如果不消除边防隐患,明朝统治始终不能稳定,老百姓生活也无法安宁。必须要有一位得力将领才能胜任,张居正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到了抗倭英雄的身上,他相信能担当这个重任的只有戚继光。张居正能知人善任,这是他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一点前任内阁首辅高拱根本无法与之相比,高拱为人行事专断,嫉贤妒能,最终被弹劾了事。 戚继光被张居正调到了北方后,马上开始整备北方各镇的军务,重点防范鞑靼人。戚继光果然不同凡响,很快整顿了军队,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接着他命部队并征集民工在山海关到居庸关这一段长城上重新修了几千座堡垒相互呼应,防御能力大为增强。这一来让鞑靼骑兵寸步难行,他亲自训练的戚家军勇猛善战,加上坚固的防御千事,接连多次让敌军无功而返。鞑靼人只好求和,表示永远和明朝友好,一直战火不断的明朝北方边境终于安定下来。戚继光继荡平倭寇之后再次立下大功,同时,张居正善于用人的功劳也很大。 正当万历皇帝20岁,开始逐步接手朝政的时候,张居正患病死去。本来万历皇帝也很怀念这位教导自己的老师,但很快他就发现没有张居正在身边是这样无拘无束,不需要再为犯下错误而担惊受怕。很多恨张居正的小人立刻借机挑拨,万历皇帝开始痛恨这位张先生的严厉,很快他下令抄了张居正的家,把他的爵位也给撤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大明帝国政治又走了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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